丝路往事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创了“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n)一词;193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首次出版了以《丝绸之路》为名的中亚探险作品;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文世界中开始出现“丝绸之路”的名称。如今，这一名字已经超越了原初创造它的时代与语境，被用来概括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之间数千年的交流与互动过程，它本身就已经成为文明交流的代名词。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发表这张地图时创造了“丝绸之路”一词

图中用加粗的橙线画出了丝绸之路。李希霍芬当时受命寻找中德两国间铁路的理想走向。他把古代的贸易路线想作一条直线。

一位名叫福尔茨(Richard C.Foltz)的学者在《丝绸之路宗教》(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一书中曾指出，“丝绸之路”这个词从一开始就带上了一种舶来主义和冒险的色彩，在西方语境里，这是一个充满着想象与迷幻的意象。它所带给我们的是寓言般的城市、来自异国他乡的人们、令人敬畏的山地和沙漠以及那些非凡奇异的旅行故事，就像那些含糊定义的美好事物名称一样，“丝绸之路”可以是任何我们期望它是的东西，也可以是我们梦想当中的所有事物。但美丽名字的背后并不都是美丽的故事。现实中的丝绸之路完全不是充满理想的田园牧歌式场景，它有其自身的具体历史与存在环境，是一条充满艰辛和风险的生命探寻之路。有了这种基本的认识，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韩森教授的这本《丝绸之路新史》会这么写。她希望能够以个案叙述的方式，综合中英法德日俄等诸种语言资料，“最终讲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丝路故事，一个常常被写在‘废纸’上的故事”，而也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让我们的丝绸之路记忆更真实、更鲜活、也更持久。

▲《丝绸之路新史》，芮乐伟·韩森 著，后浪出版公司，2015年7月

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在不同的时期往往有不同的路径。以汉代为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欧亚大陆东西端之间的沿途交易设想为三段进行：最东方的是中国人，他们一路西行，一直到达蒲昌海(罗布泊)，但也可能只到达敦煌;位于最西部的则是希腊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从罗马帝国到叙利亚，而从叙利亚抵达贵霜帝国，甚至一直到达帕米尔一段的则是波斯人;从波斯—印度边境穿过整个西域地区，一直到达甘肃边境的是贵霜人，在特定情况下，贵霜人也可能指粟特人。总体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种东西方文化与经济交往往往以沿线各族群“接力”的方式进行。为此，作者在书中提醒我们：“丝‘路’并非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事实上，在这些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量很小。但是丝路确确实实改变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正是在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层面上，丝绸之路才真正具有了超越单纯西方想象的意义。

▲陪葬用罗马金币仿制品

人们常常以为汉朝与罗马通过丝路进行贸易。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罗马钱币年代为六世纪，大大晚于君士坦丁大帝从罗马迁都拜占庭的330年。截至目前，中国全境只发现了不到五十枚罗马金币，其中多数为仿制品。图中金币直径1.6厘米，重0.85克，用金箔打造而成，正面凸起反面凹陷，像啤酒瓶盖一样。真正的苏勒德斯金币(Solidus)比这重五倍还多。汉人把这种金币用作护身符而不是货币。

▲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萨珊银币真品

从六世纪晚期起一直到七世纪初，西北人常常用伊朗萨珊王朝(224—651年)打造的银币贷款、购物。图中银币直径3.1厘米，重4.28克，正面是萨珊皇帝库思老二世(KhusrawII，590-628年在位)，戴着他特有的带翼王冠，反面是祆教火坛，两边各有一名祭司。中国西北发现了超过一千枚类似钱币，证明这种钱币从萨珊首都泰西封(今巴格达附近)一直流通至中国首都长安。

《丝绸之路新史》作者利用近两百年来所发现的相关历史文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新发现，力图解释这一欧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网络是如何通过货物、人员与文化的不断交流而逐渐形成的，这条实际上已经成为交流网络的丝绸之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而且还传播了思想、技术与文化。本书的叙述时限从中国与西方第一次发生正式接触的公元二三世纪开始，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初为止，分别讲述了尼雅与楼兰遗址、龟兹、高昌、粟特胡商故乡撒马尔罕、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的外国人墓葬、敦煌藏经洞以及于阗的相关故事。其中，作为中亚十字路口的楼兰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欧亚东西方之间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的窗口;而作为丝路诸语之门的龟兹(今库车)则不仅因为鸠摩罗什这位中西文化与宗教交流史上的大师而出名，而且还在于这一区域本身正是丝绸之路北道最大且最为繁荣的地区;高昌(今吐鲁番)作为历史上的胡汉交融之地，在公元500年后随着丝绸之路南道日渐废弃，逐渐成为日益繁荣的丝路北道上的重要枢纽，另一位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玄奘曾到访此地;作为粟特胡商故乡的撒马尔罕则有着另一番景象，这里的语言、宗教及相关习俗都具有波斯特色，而与中原的汉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唐朝长安城作为一座位于丝路终点的国际大都会，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与各族群间的交融互动至今依然令我们惊叹不已;敦煌藏经洞记录了丝路历史的凝固瞬间，而它的发现也印证着时局与学术的错位与无奈;于阗(今和田)作为佛教、伊斯兰教的入疆通道，成为西域地区宗教化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在各个章节的叙述中，作者分别以历史文书和墓葬情况等信息切入，为我们复原当时每座城市生活中的细节，并结合诸多有价值的图片资料，使我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丝绸之路印象。

▲敦煌藏经洞中的希伯来语祷文

敦煌藏经洞文书共约四万件，其中绝大多数为汉语或藏语文书。梵语、粟特语、回鹘语、于阗语、希伯来语等其他语言的文书引起学者极大兴趣。因为若没有这些文书便无法得知敦煌有其他民族存在。这件藏经洞中唯一的希伯来语文书是一篇十八行的祷文，每句都引自《圣经·诗篇》。这件被多次折叠放入小袋子中的文书很可能是当作护身符被人从巴比伦带到中国来的。

▲作为货币的绢

图中绢帛年代为三或四世纪，断成两截之前长0.5米，是楼兰戍堡中中国士兵的军饷。绢帛比等价的钱币要轻得多，便于运输。丝路上很多绢帛都用作通货而不是奢侈品，因此图中这匹绢采用平纹织法且没有图案。这是三四世纪通货用绢的唯一实物例证。

经过《丝绸之路新史》作者上述的相关解读后，我们对于作者的判断就能有更多的理解：“‘丝绸之路’这个词一出现就被看作是一条商旅往来不断的笔直大道，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是这样。一百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条有明确标识的、横跨欧亚的铺就好的路。跟罗马的阿庇亚大道完全不同，丝绸之路是一系列变动不居的小路和无标识的足迹。因为并没有明显可见的路，旅人几乎总是需要向导引领，路上如果遇到障碍就会改变路线”。的确，这些旅人一路艰辛，心中所想的可能并不是宏大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更实际的经济或交流需要，因为丝绸之路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的需求当中，也正是在这些旅人与行者的日常活动过程中，丝绸之路才逐渐具有了继续下去的活力，每个人心中的现实需求也就慢慢汇聚成文明互动的伟大篇章。

▲米兰遗址罗马风格的有翼人像图

爱神厄洛斯在罗马被描绘成俊美的有翼年轻男子。在尼雅与楼兰之间的米兰遗址，斯坦因在一座佛教建筑中发现墙上绘有十六人，其中一人如图所示。无论这是远方工匠所画还是出自图册，这种艺术主题在丝路上很容易传播。

▲丝路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