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座城市按照有迹可循的标准去追寻，大约已经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了，作为一个都城，北京也已经存在了800多年。

这也就是说，当上海在东海的滩涂之上还踪影皆无的时候，北京已经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草原南缘，在一片河湖纵横的肥美之地，拥有了巍峨高大的城墙，拥有了繁荣的街市以及来自世界各地讲着不同语言的大量人口，还有连接中国腹地与西北方向和东北方向辽阔山地和森林的重要枢纽区位。
北京数千年的历史并不平静，河朔之地自古就时常为铁骑所侵扰，呈现一片肃杀的寂静，但这个城市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未因帝王和时代的变更，而有所削弱。
重要的地理区位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发展逻辑，推动它一而再地复兴和崛起，持续着自己历史上的繁荣和辉煌。但时至2015年，这个城市出现了重大转折的征兆。
事情是从京津冀一体化以及产业转移和行政中心外迁开始的，但其征兆却是早有端倪。北京的城市病早已世界知名，雾霾已经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由此世界多了一个名词称为“北京雾”（Beijing Fog）。作为首都的北京，遥遥庙堂之上，不断有不满之声传来，结果就是实际承载的3000万左右人口都要面对前途未卜的现实。
对于未来，北京行政中心的外迁除并非科学的风水之外，并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完全新建行政中心的城市比比皆是，所以北京迁走一部分行政中心和部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对北京影响真正很大的是产业、教育、医院和企业总部，还有人口增长的限制，这些都与北京千家万户的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而且都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范畴之内，相当部分已经确定是要外迁的。所以此刻的北京，再度陷入到历史的螺旋当中，必须要面对以往曾经竭力回避的一切。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从莽莽草原南麓上的边塞之城，到拥有每天1200个航班的世界级大都市，再到城市化高速增长以及庙堂之上的尖锐批判和沉重压力，北京在这样陀螺般旋转、濒临颠覆的时刻，如果依旧不能科学反思，那只能说是彻底的麻木不仁。
1没有正确认识政治对城市的影响

回顾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决策者和规划部门最常使用的籍口，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受政治的影响太大，左右了城市的发展。言外之意，北京今天的病症是政治的原因，而非城市决策者之过。
要说政治影响，北京的确存在，梁思成的遭遇众所周知，先是苏联规划思想的影响，再来是文化大革命，还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对“四化”的急切追求，政治影响始终存在。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北京不应夸大这种政治影响，更不能作为城市规划失误的籍口。
2000年的北京，GDP总量只有3161亿元，到了2014年北京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2.13万亿。过去的政治影响再大，也只是在3161亿规模上的“影响”。如果说北京“摊大饼”，那时的“大饼”也就相当于三千多亿，只有约现在经济总量15%左右。
所以，后来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影响的问题，还不如说放任发展的问题。北京这张“大饼”，是在无反思、无总结下，纵意而为之，甚至肆意而为之，以致后来居然蔓延式的发展到数万亿的规模。
所以，一定要说北京的城市发展有政治影响，那也是地方政治的影响，而不是中央政治的影响。
这是北京需要反思的失误之一。
2公交系统上得晚了

北京的公交系统在全国是领先的，无论是地铁，还是公交车辆，都是如此。不过，这种无根据自豪的比较是存在明显缺陷的，因为这是与其他城市比较而言的“领先”，并不是与北京城市化的速度和需要比较而言的。
以北京的地铁为例，建设周期可以用2000年为界来划分。2000年以前，地铁是为军事服务的，甚至根本就是军管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还只有一个环。用日本人钱造的“复八线”，直到1999年末才通车使用。真正的地铁高潮发生在2000年后，那时的北京，因奥运会主办权的落地而赢得了高速发展的机会。问题是，2000年时北京的人口数量是多少呢？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381万人。所以，地铁的发展速度虽然快，但依旧跟不上城市化的需要，公交系统还是上得晚了。
应该指出的还有一点是，北京的公交系统的问题远不仅仅是地铁系统的建设速度和规模。北京地铁系统的设计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其向心的空间导向非常明显，任何一个人站在北京的地铁图面前，都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只有一个核心，越逼近核心，线路越密集。
这样的设计与我们反思的北京城市问题完全背道而驰。这样的设计，仅仅考虑了城市人口的运输，而没有考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遗留的问题：
一是人口潮汐运动将出现，上下班挤得要死；
二是城市的核心区被锁定，空间结构的改变极为困难，同时也意味着地铁投资的大量沉没。
公交系统通常是一个复合系统，轨道交通也远不是一个地铁，高效低价的有轨电车系统是城市交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北京无论在轨道交通还是城市公交系统管理政策的滞后，导致了人口相对于客观条件的过分集中，交通拥堵，城市病急性发作，导致了城市运营接近崩溃或是实质崩溃。
这是北京应检讨的第二个城市失误。
3产业转移做得晚了

北京的地理区位被包夹在河北与天津之间，北京的任何产业动作和空间动作不可能不受河北和天津的影响，甚至限制。北京要喝的水，来自河北；北京人呼吸的空气，同样也来自河北和天津。北京人要想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就得付出代价，要协助河北和天津发展，否则这两个地方的任何发展失误，对环境的任何破坏，都将直接回馈影响到北京，造成北京的生态灾难。
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认识不到位，实际北京在生态环境上的“份子钱”终究是要交给河北的，这是躲不过去的，但在过去却基本上没有缴过。
在产业发展方面，长期以来，北京重区县规划，轻区域规划。如果反过来，重区域规划，而做限制性区县规划，就不会今天的问题了。现在中央要求北京的产业要转移到京津冀，一时间北京手忙脚乱，实际上北京如果早在区域规划上作出努力的话，那么产业转移和产业体系将会更为平滑，市场更为有效。所以，不能不说产业转移做得晚了。
这是北京的第三个城市失误。
4空间设计没有坚持，自由失控发展

城市的空间开发，如果能够伴随人口及其消费的持续增长，则会表现为城市经济总量在规模上的放大。就像你的左邻右舍限制你的行为一样，城市不可能靠自身的空间膨胀过程去解决城市自身的问题。即便这个理论目标真的存在于城市发展的延长线上，其过程本身也必将是无法令人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