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没有复制或机械照搬某个国家、某种模式,而是在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从中国式城市化的客观环境、主体存在及当代实践三方面出发,“人多地少”、“人多嘴杂”、“不讲规矩”是影响和制约中国城市发展的三大瓶颈性问题。
过于复杂和易变的中国式城市化进程，再次印证了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政策、对策和模式，同时也呼唤真正符合中国城市化实际和需要的中国式城市化理论体系。

1中国式城市化的独特经验和现实景观
与现代以来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殊性。
一方面，这与中国深厚的农业传统、巨大的人口负担、城市化起点低而发展快、城市发展的层次多和区域差别大等独特国情和现实矛盾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与主要以现代工业为中心的传统城市化进程不同，我国城市化一直处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城镇化、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城市化以及以服务经济为中心的都市化的复杂网络体系中，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需要、矛盾和问题既彼此缠绕又相互冲突，是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呈现出很多独特经验和现实景观的根源。

纵观世界各地的现代城市化进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与经验，其中欧美城市化与拉美城市化是受关注较多且大相径庭的两种模式：
欧美城市化发端于工业革命，经历了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城市化率较高(2007年欧洲的城市化率达到79％，美国达到87％)、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市场主导城市化进程等特点。
与之相比，拉美城市化起步晚、发展速度快，快速而缺乏节制的城市化导致了城市人口膨胀、城市首位度过高、贫富差距悬殊、失业人口居高不下、社会失范行为激增、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的蔓延，使这一城市化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批评。
作为城市化起步很晚的国家，中国与这两种模式的关系十分复杂而微妙。
一方面，中国城市化在理论上深受欧美等国影响，并在城市政策与规划、建设与治理、发展战略等方面表现出普遍的“亲欧美”倾向。
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中又与拉美城市化存在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并在居住、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方面遭遇了一系列的城市病。
但在宏观进程和深层结构上，自新中国建立伊始，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不仅没有复制或机械照搬某个国家、某种模式，相反是在不断地探索和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我国城市化的核心机制；我国在解决城乡二元矛盾、城市内部贫富差距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独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战略体系；借助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城市化获得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的雄厚物质基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和近年来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大力投入，使我国城乡的公共服务水平已远远高于印度等世界人口大国。
凡此表明，我国在城市化道路上不仅成功地处理和解决了很多问题和困境，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理论和经验模式。基于我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中国今后的城市化也注定将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我们称为“中国式城市化”。
因此认真梳理和总结中国城市化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失误，明确提出中国式城市化的概念和模式，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中国城市化特殊的问题、处境和需要，同时也可为当今世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一份中国思想和智慧。

“中国式城市化”的总体背景与深层挑战
中国式城市化的提出，不只是基于对过去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也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自我认同和建构过程。总结既可以提供一个具有本土化意义的重要参照，也有助于发现和探索我国城市化的深层问题与挑战。
1、“地广人多”的总体背景与中国式城市化的“巨型”特征。
城市发展既需要有充足的空间，同时也需要有大量和高度集聚的人口。城市的空间越大，就越有利于人口集聚。但反过来，城市在本质上又是有限的“容器”，一旦超过了城市可承载的极限，就会导致人口密集、房价昂贵、交通拥堵、就业压力增大、环境污染加重、社会分化加剧、公共资源(如教育、卫生)短缺等更为严重的“城市病”，并从根本上威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与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城市化相比，基于“地广人多”的“巨型特征”，是中国式城市化最突出的本质特征。
其主要问题有二：
一是很难借鉴和使用其他国家城市发展的模式和经验，或者说，即使在其他国家和区域很成功的经验和模式，一旦纳入中国巨大的空间和人口框架之后，结果往往是变色、变质和走样。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学习和引进了很多西方先进的城市管理和建设经验，大的方面如新城规划、城市交通建设，小的方面如主题公园、汽车限购，其中绝大多数不是以夭折和失败而告终，也基本上是解决不了现实问题的。
二是由于在层次和关系上过于复杂，巨国型城市化在深层机制上具有明显的“测不准”属性，或者说，几乎所有的预测和判断都是无效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以城市化水平为例，2002年，曾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会从2000年的36.9％发展到2020年的50％。
但实际上，我国城镇人口在2011年末就达到69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为51.27％，这几乎比当时的预测提前了近十年。还有对城市房地产、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唱衰”或“雄起”的预测和判断，其大多数也都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其中尽管也有“专家的知识与职业素质”问题，但从深层上看，显然与中国式城市化的特殊内涵及“巨国效应”关系更加密切。

2、中国式城市化面临三大深层挑战。
一是“人多地少”。
这是从中国式城市化的空间环境角度讲。与“地广人稀”的大国发展相比，空间和资源不足是巨国发展面临的最直接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也是中国式城市化在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
2010年出台的两大重要文件：
一是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城市空间控制在10.65万平方公里以内”；
二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表明我国对城市用地的管控措施和制度越来越严。
可见，在“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的空间资源将会越来越紧缺。
二是“人多嘴杂”。
这是中国式城市化最突出的主体问题，即在中国式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农民、现代产业工人和后现代生产者三种主体，无论在精神意识上还是在现实利益上的差异和冲突都很大，在一些基本和重大的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或采取一致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