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乡村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论，现在越来越陷入跟农民关系不大的左右之争中，而且开出的药方也易偏向保守和激进两个极端。

可以理解的是，中国农村正面临几千年来未曾经历过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冲击，对这一冲击的影响和带来的路径，我们现在还无法完全看清。

但可以肯定，如果无视乡村和农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这场规律性变迁，仍然以既定思维和认知，以不变应万变，则一定会产生问题。

目前，对乡村问题的认识，往往隐含着两个概念化倾向和既定思维：

一是对乡村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乡土中国”，即：以土地为生、以村为居、差序格局，以及人们一直熟悉的社会和礼治秩序；

二是在农村政策上尽管做出了很大调整，但还是基于“以农为本”，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业是农民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的粮食供应靠自给和小农提供。

当下面临的挑战是，经过30多年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中国已经由“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

比如，2015年中国基于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已达到56.1％，基于户籍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是39.9％。

通俗地讲，中国现在已经“一半是农村，一半是城市”。

这一转型是每一个关注社会进步的人都梦寐以求的。但是，这一变化对乡村社会和农业所带来的冲击也令人们始料不及，这体现在多种主观倾向上。

一种倾向是：无视这场变迁带来的生产关系（制度）和生产力（技术）的不适应，视现有制度为最优，动不得，一动就要“犯颠覆性错误”。进而在理论上出现一些奇谈怪论。

在农村发展思路上采取“堵”的办法，在我看来是贻误发展时机，加剧城乡结构扭曲。

另外一种倾向是：对村庄特性缺乏基本认识，进而促使村外要素向村庄内渗透，主要表现为几个特点：一是政府主导的新农村运动，二是少数精英主导的乡村改造。

第三种倾向是：资本很乐观地进入村庄和农业，它们觉得其他行业现在不好做，而农业比较简单，但是其中一些资本最后落得痛苦结局，另一些则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因此，本文所要讨论的一个主题是，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看，这场由乡下人离开村庄引发变革的事实与走向。

  *“乡土社会”的特征

对于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历史学家的关注重点是人口急剧增长以后，农业怎样提供足以支持人口增长的作物供给。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直承受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在这一约束下，传统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有限。

在技术没有跨越式进步的情况下，需要着重强调的则是传统农业的制度特征。

一个制度特征是土地私有制和发达的土地市场。

早在战国时期，当时的制度即已承认人民拥有私田，允许自由买卖，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土地私有制的国家。

自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叶，土地制度呈现国有和私有并存的格局。

自唐代中叶经过宋元至明代中叶，土地制度进入国家限制松弛下的地主所有制发展时期。

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前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

所以，中国的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支撑起人口不断增长的食物供给，实际上第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制度的先进性和土地市场的发达。

另一个特征是超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和租佃经营的农场。

自汉代开始，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就作为农业的基本单位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明清以后，中国农业基本上由30％的无地户和70％的地主构成。

同时，土地利润很低，地主所得的报酬只占他投资的2.5％-5％。

另外，除去地主拥有的土地，中国土地使用是靠永佃的安排，即很少更换佃户，佃权可以继承买卖，靠多种形式的租约来保护佃户长期的行为。

第三个特征是对土地产权的制度性保护。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施行土地登记和依法保护产权的国家。

在西周彝器铭文中，就有田地的数字可稽；

春秋中叶以后，鲁、楚、郑三国先后进行过田赋和土地调查；

唐中叶尤其是宋代以后，地籍逐渐取得与户籍平行的地位；

明代中期以后，进行全国统一的土地彻底清丈，鱼鳞图册成为征派赋役和地籍管理的主要依据。

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率的状况，从土地生产率来讲，美国经济学家帕金斯的结论是：“六个世纪间粮食产量的增长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耕地面积的扩大，此外则归功于单产的提高。”

但是由于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最后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非常缓慢。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对此给出了一个概念叫“没有发展的增长”，他认为“发展”主要是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长三角等地却无法走向不断增长的“农业资本化”，而是走向更高程度的“过密化”。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它使整个生产要素的扭曲和压力加大。农业成为提供农业剩余产品和低价农产品的工具，以满足城市低价的食品供应。当时，中国采用“统购统销”制度，以保证农产品的低价供给。

在此期间，满足人们食物需求和提供剩余产品的主要手段：

一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来增加农业的产量；

二是提高复种指数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这样看来，在国家工业化时期，中国靠的是土地生产率来支撑粮食增产。

1952年－1978年期间，粮食播种面积基本保持稳定，粮食总产量大约增长了86％，年均增长率2.5％左右。这一时期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粮食单产的提高，总提高幅度约90％，年均增长2.8％。粮食单产的提高，使中国的粮食生产年均增速超过人口增速(1.9％)。

与此同时，农民被排斥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

在这一时期，农村的就业量在不断地增长，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在1952年是83.5％，到1979年的时候仍然高达72.5％。这直接导致人地比率日趋恶化。

这也使得农业劳动生产率陷入停滞。

1952年至1978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两倍，人均实际产出增长了8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8％。但是，在农业部门，1957年－1978年间，劳动生产率每年以0.2％的速度负增长，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下降更为严重。

正是由于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低效率以及农民被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造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农业并没有转型。

同时，国家对农村制度和乡土社会进行了改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土改和农村秩序重构；

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制度与乡村治理行政化；

包产到户改革后的乡村治理困境。

  ** 转型期十大变化

直到后来从出口导向工业化开始，大量的农村人口往沿海地区流动，才真正启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转型。

这里要首先注意到的是农业基础性地位重大变化。

比如1978年中国农业产值的份额占27.9％，但是到2014年的时候份额只有9.2％。另外就是就业份额：1978年是70.5％，到2014年的时候降到只有29.5％。

其次是村庄发生重大变化。

有几个维度可以观察到这种变化：行政村数量减少。

1985年，全国行政村数量为94.1万个，到2014年时已经减少到58.4万个，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减少了35.5％；

村民小组数量大幅缩减，1997年村民小组有535.8万个，到2013年时减少到497.2万个，16年时间里，村民小组减少了38.6万个；

村庄劳动力外流，根据千村调查显示，只有6.5％的村庄没有劳动力向外流动，有占29.3％的村庄外流劳动力在1％－25％，26％－50％的村庄外流劳动力达到40.2％，17.4％的村庄外流劳动力达到51％－75％，还有6.5％的村庄外流劳动力超过75％。

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村庄在这一轮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都出现劳动力外流现象。

第三个要注意的是农户分化。

我们目前在农村政策的制定或分析时，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假定农户是均值的。

但事实上传统概念里那些“以地为生，靠农为主”的农民，分化程度已经非常之大，2012年纯农户只有18.28％，非农户有15.93％，此外是一兼户（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为30.07％，二兼户（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为35.72％。

第四个变化是土地权利的安排。

据农业部统计，2013年归村所有的土地是41％，归村民小组的是51.5％，另外7.36％的土地是归乡镇一级所有。之后，发达地区的所有权越来越往行政村一级靠拢，但在欠发达地区则是小组一级所有权相对来说较大。

第五个变化是土地流转与租赁市场。

2010年耕地的流转率是14.6％，但是到2014年的时候，整个耕地的流转达到30.3％，2015年则是33％以上。这样看来，跟其他的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土地流转面积和土地流转率并不算低。

而在流转的形式上，还是以转包为主，2014年的转包率为46.53％，出租占33％。其他的流转形式这几年开始有所增加，比如2014年股份合作达到6.68％，还有其他的形式占4.7％，这两种形式加起来能占到10％以上。

第六个变化是农户经营规模的差异。

不同类型的农户实际经营的土地规模差距在逐渐加大。虽然总体而言，10亩左右的农户数量最大，比如2013年10亩以下的农户占85.96％，10亩－30亩的农户占10.28％。

但同时也要看到，大农户的数量也很可观，2013年，经营100亩－200亩的农户已达到62.9万户，200亩以上的已经达到了28.9万户。

第七个变化来自农业经营主体。

传统概念中，农户向来是农业经营的主体，但是从耕地流转的主体来看，在2014年的时候，流入的这一方里，农户只占58％，而流转到专业合作社的已经达到21.8％，流转到企业的已经达到9.68％，还有其他主体将近10.17％。

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开始多元化，虽然农户还是主要的经营主体，但其他经营主体已经在不断地增加比重。

第八个变化是农作方式。

当下所有作物的用工成本都开始大幅上升，相应用工数则大幅减少。农业的用工跟工业、商业等非农业用工竞争加剧以后，农民采取的方式是减少农业的用工量，同时开始增加各类农业机械的使用量，这一趋势从2000年开始有了显著的变化。

第九个变化是农户的资本形成开始加剧。

不同地区的农户开始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都开始大大增加，无论是东部中部，甚至西部的增长也非常迅速，比如从2006年的7707元增加到2012年的近2万元。

第十个变化是农业发展方式。

从2003年开始，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开始大大上升，但是土地生产率的变化还是比较平缓。就是说，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发展方式开始发生历史转型，它从过去的一直以高劳动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发展模式，向以资本投入、机械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模式转型。

从上面的种种变化来看，中国农村一些基础性的因素都在发生巨变。

过去，中国一直强调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但在农业产值急剧下降以后，怎么重新审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当下仍然处在农业转型期，关于中国未来农业发展道路存在巨大的争论，可以说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