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邻避危机”的成因、态势及治理对策
2018-06-01 北京龙景园 龙景园 点击量：
“邻避”或“邻避现象”（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家后院），由O'Hare在20 世纪 70 年代首次提出。为满足大众生活需求而兴建的垃圾处理厂、火葬场、变电站等公共服务设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会对项目选址区居民的身心造成负面影响，容易引发公共危机或群体性事件。在城市化加快推进的今天，由“邻避现象”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笼统的、无原则的停工停建停业至多是“治标”，事前充分预警、事中有效管控、事后妥善处置才是“治本”。
一、原因分析
“邻避危机”是城市化进程的衍生物和副产品，也是社会失灵的表现之一。
导致“邻避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因为这种负外部性在地理上的分配是不均衡的，这使得邻避设施的成本集中在少数居民身上，而邻避设施所带来的收益却为区域内多数居民所享有。
同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非制度化生存现象”，即人们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来解决，而是依靠非制度的方式。不同群体争取利益的能力和资源差别悬殊，弱势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普遍存在失落、不满、无奈情绪，一旦这些情绪发酵成敌视态度，就极易引发社会动荡。
一般来说，群体性事件具有外显性和客观性，社会心理则具有内隐性和主观性，任何群体性事件背后都隐藏着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心理动因。
从心理和认知层面来分析，导致“邻避危机”还有以下五大因素：
第一，政府和项目发起人缺失公信力。一旦政府的环境补偿方案不公，就会采取过度的自我保护措施。
第二，信息不对称。利益相关人往往缺乏对邻避设施的充分了解，容易接受一些不准确或错误的信息，在主观上缩小项目的正面效应，夸大其负面后果。
第三，狭隘、局部的站位。“只要不建在我的后院就行”，“凭什么由我们来承担应该整个社会承担的后果”，这些都是在缺乏社会责任感时可能出现的狭隘观点。
第四，对邻避设施的情绪化评价。对抗性情绪和行为会加剧社区、居民对邻避设施可能威胁的主观预期，形成恶性循环。
第五，风险沟通不顺畅。关于邻避设施建设的决策过程中不够透明，导致选址区居民强烈质疑该决策的公正性。一个垃圾处理项目，还没开工就先收获满地的“情绪垃圾”，这不一定是项目本身不环保，而是决策程序不“环保”。
二、发展态势
当前，全国范围内以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主的“邻避危机”层出不穷。比较典型的有：
★2007年6月，数千名厦门市民上街游行，反对引入海沧PX化工项目。
★2008年1月，沪杭磁悬浮上海段百余名居民高喊“反对磁悬浮、保卫家园”口号，并发展成为每天晚上的“散步”游行。
★2009年10月，广州市番禺区数百名业主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
★2011年8月，大连市民集聚在市政府门前，要求福佳大化PX项目搬出大连。
★2013年5月，中石油云南千万吨炼油项目及“昆明PX项目传闻”引发舆论轩然大波。
★2015年4月，漳州古雷PX项目发生大爆炸，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
据不完全统计，环境群体性事件年增速保持在29%，邻避冲突已成为转型期社会的新冲突源。
就浙江而言，2013年全省城市化率超过64%，至2020年全省可用城市建设用地仅为4900平方公里。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与用地规模不断萎缩的矛盾，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在更小的范围内为更多的邻避设施寻找合适地点，增大了“邻避危机”发生概率。
相比于早年的金华东阳画水镇事件、绍兴新昌药厂污染事件、湖州长兴蓄电池厂污染事件、杭州西城年华小区居民反对精神病医院进驻小区事件、海宁晶科能源公司群体性事件等，2012年宁波镇海PX事件和2014年杭州中泰垃圾焚烧厂事件，已上升为动辄数千人甚至数万人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并呈现出了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