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迎来了建设新中国首都的巨大的机遇，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一个是要怎么能尽快恢复生产，解决数十万失业人口的生计，以巩固新生政权；

二是如何尽快改善城市各项设施，以适应蜂拥而至的中央机关开展工作，并在不久的将来适应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的工作生活需要；

三是是如何作为新政权执政的样板来示范指导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所以新生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形势要求，开始着手研究首都的城市规划。中外专家提出了不少规划方案和发展设想，围绕性质、规模、用地布局、建设标准、历史文化古都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等几个事关全局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城市性质

历史上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封建王朝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政治在城市生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受到抑制，城市经济主要是为了满足各阶层消费性需求，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城市。

帝制结束后，对于北京发展方向的讨论也有过多次，一次是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认为北京未来将是文化区（名胜古迹游览地、大学集中地）、贵工业区（传统手工业中心）、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各国侨民混居地）。

随后在日据时期编制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1941年）里提出：北京是政治、军事中心、特殊之观光城市，可视作商业城市。

在1945年由国民政府北平工务局编制的《北平都市计划大纲》里则认为：北平是将来中国之首都，独有之观光城市。

几次讨论对北京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地位都没有太多疑义。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这一论断也没有过多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了要不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因为北京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生产城市。

梁思成在他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中就提到“我觉得我们国家这样大，工农业生产不靠北京这一点地方。北京应该是象华盛顿那样环境幽静，风景优美的纯粹的行政中心，尤其应该保持它由历史形成的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上的气氛”。

另外华南圭也提到了城市的生产问题，他的生产观好像更接近今天的情况，“加强通州至天津的水路交通，交流各地物资，刺激生产。整理玉泉水源，大举造林，整理各种文化事务，招揽游客。招揽小资产阶级的人，携大量存款财富来养老，增加北平消费。促进花果菜蔬生产。积极办学，吸引各省求学者携其钱来消费。设物资交易所，北平成为一个样品陈列和交易中心。”基本上是发展物流、房地产、旅游、养老、贸易、教育等服务业的思路。

但以苏联专家为代表的主流意见是要搞工业生产，这里面可能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认为北京作为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不能再象以前一样，只是一个代表剥削阶级的消费城市，苏联专家巴兰尼科夫就这一问题做过这样的论述：“北京是首都，不仅应成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是一个大工业城市，莫斯科工人阶级占全市人口25%，而北京现在只占4%，只是一个消费城市，未来要进行工业建设，一是有社会政治意义考虑，即增加工人阶级比例，二是为失业半失业人口和新增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1949年5月，人民日报的社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中提到：“旧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统治阶级所聚集的大城市（象北平），大都是消费城市。它们的存在和繁荣除尽量剥削工人外，完全依靠剥削乡村。我们进入大城市后，绝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而要消灭这种现象，就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此外，刚执政的共产党缺乏管理城市、搞工业的经验，希望以北京为样板和示范，来引领带动全国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化可能也是一个原因，1949年3月，毛主席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指出：“革命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

所以在这样的大的环境下，搞工业已是大势所趋。至于后来工业的重工化，也是受苏联影响的比较大，与工业强国德国的有过惨烈交锋的斯大林对作为军工业为基础的重工业尤为重视，他在1946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从重工业开始’，这是苏联工业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根本区别”，后来，苏联经济学界又据此引申，把“从重工业开始的工业化”模式上升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下，北京工业也逐渐走向了重工化。

应该说建国初期工业化道路对首都经济的恢复、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起到了全国工业化样板的作用，但此后没能根据发展了的现实条件和北京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导致经济发展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严重不匹配。

几点体会

一是作为首都，政治职能始终是北京的最核心职能，并且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对全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管理，首都职能中行政管理职能较为庞大，也由此衍生了大量的职能，如建国初期的工业职能，后来的行业协会、外地驻京办等。与此同时，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一些新的职能也不断应运而生，如一行三会、国资委的成立，带来的金融业总部及新一轮国企总部的集聚。

二是北京每次职能转型带来的都是新的部门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北京作为一个职能集聚的巨大的母体，也会因职能交叉融合衍生出许多新的职能，如商业中心与交通中心衍生出了区域物流基地、批发市场，教育中心衍生出了培训中心，这对北京空间结构带来巨大的挑战就是需要不断有新的空间来容纳新增长的部门，所以未来可能还需要在更大范围内组织首都职能。

三是北京很多职能处于全国顶端，承担着重要的国家使命，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最为敏感，其职能变迁可能需要放到国家发展的背景下去考察。建国初期在全国工业化的背景下，作为工业化样板的北京，工业发展很快，改革开放后，国家工业化布局已经基本完成，又面临全新的外部世界的挑战，发展工业不再是北京的当务之急，服务的职能与国际交往逐渐强化。

新世纪后，国家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北京的金融、商务、总部管理等生产性服务职能也迅速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旧的发展模式遇到瓶颈，创新能力培育成为未来发展主题，“科技创新中心”又成为北京的着力方向。

四是政府适当的引导可以促进城市职能的优化，但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还是依赖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更多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二、城墙保护

对于旧城和城墙如何保护、如何利用是建国初期总规绕不开的话题。尤其在旧城几乎就是城市全部的时候。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主的专家主张把旧城作为一个巨大的文物进行全面保护，梁思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里写道：“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认为城墙“不是一堆平凡叠积德砖堆，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纪念物”，并举了苏联斯摩棱斯克的城墙公园的例子，认为城墙上面也可种植花草，城楼角楼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梁思成绘制的城墙公园草图

斯摩棱斯克的城墙公园

而有的专家则认为旧城真正有价值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文物和遗迹，其余的应当拆除改造，对待旧城应当一分为二、区别对待，留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有所保留，又不能为其束缚，对于城墙，则认为“砖土砌筑的城墙与三大殿、颐和园不可同日而语，内外城墙应全部拆除，拆除城墙可以使城内城外打成一片，城内外的建筑风格容易协调”。

这场争论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到1953年的规划对城门楼予以明确保留，对于城墙是全拆还是保留四个城角，或者保留一定高度改为高速干道，当时认为尚需进一步研究，1956年朝阳门城楼有坍塌危险，当时又无力修缮而拆除，宣武门、崇文门城楼是在修建地铁时拆除的，文革期间，在拆除城墙时，把除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城角楼外的城楼全部拆除，护城河大部分填成暗沟。

几点体会

一是把几个文物保护起来可能并不复杂，但要把一个城市整体保护起来是需要巨大的财力的，尤其是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时候，所以一个可行的经济计划对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公益事业来说可能非常重要。

二是如果还没有一个全盘的保护计划，先利用起来，倒是为日后的保护留下了条件，那些没有利用的，反倒在历次拆迁中首当其冲。

三是对于自己认定的价值，如果能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保留下来了，到今天可能又是另一番光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