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时代城市景观的“触媒效应”(2)

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可谓是当代媒介、消费文化对建筑、景观影响的经典实例。作为近代历史上最被“媒体化”的建筑，古根海姆博物馆在建造过程中和建成之后都有媒体的介入传播，这使毕尔堡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迅速提升。博物馆开放的第一年，毕尔堡小镇轻松地从旅游者的腰包中赚取了1.6亿美金，并为城市居民创造出3800个新的就业机会。博物馆的积极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技术与媒介方面。它以一种奇特的策略重新唤醒了公众对建筑学的热情。同时，“毕尔堡效应”已成为开发商、政客和学者一致喝彩的模式。

　　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从建设伊始就有媒体的参与，同时它的开幕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例如，带动周边经济，有助于上海和长三角的经济结构转型，为当地创造5万个新职位等一系列的影响效果。

　　北京SOHO现代城建成后，前后共有2万多篇媒体文章报道了此项目和潘石屹本人，在这之后，国内有30个左右的楼盘都在同时克隆SOHO这一创意。“长城脚下的公社”由12名亚洲建筑师设计，是中国第一个被威尼斯双年展邀请参展并荣获“建筑艺术推动大奖”的建筑作品，2005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中国10大新建筑奇迹”之一。知名设计师的作品投入使用，不仅提升了建筑景观的艺术品质，同时充分利用媒体的技术优势带来丰厚的商业收益。现今SOHO中国项目有银峰SOHO、银河SOHO、凌空SOHO、SOHO北京公馆、SOHO复兴广场等20余个。不言而喻，景观、建筑已经不再仅仅是城市景观设计师个人的艺术创作，还有着十分完善的时尚消费理念，而且更多的是一种成熟的社会“触媒”行为，媒体、商业和城市景观强强联手，延展了城市景观设计项目的社会效果与商业触媒效应。

　　景观领域的“接触不良”

　　城市景观设计已然不是静态的存在，在各种媒体中呈现流动的图像成为人们认知城市景观设计、探究城市景观最直接的工具。媒体在景观领域的版图急剧扩张，其生产的文化符号也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涌现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正如美国传媒文化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言，媒体社会塑造和传递着人类的体验和日常生活。一方面，媒体的传播使得某些原本只存在于各自专业领域的现象逐渐成为吸引公众眼球的媒体奇观；另一方面，通过大量奇观的制造，媒体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的核心势力。在景观的专业领域内，在媒体与景观不可避免的急速融合过程中，两者间的各个要素和接触环节或多或少地也会产生“接触不良”。

　　其一，信息狂欢时代的落寞与失衡。媒体时代出现了怪异失衡的现象，一边是城市受众面对的信息爆炸，一边是农村受众信息的缺失，信息的接收呈现差异与失衡；一边是各类娱乐新闻铺天盖地的报道，一边是对景观公共事务的寥寥几笔。归结其原因，是由于媒体组织的收益决定媒体的价值取向，对准消费市场才能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因而，在媒体创造的场域中，存在主导性的声音和边缘化的呐喊，上演着强势的压抑和顽强的抵抗。

　　其二，媒体所构造的消费环境不断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们提供过量的消费信息。一方面，通过对特定生活方式的报道、广告的播放来进行消费引导，诱导人们热爱有“品位”的商品，热爱有“格调”的生活。例如，在生活消费品广告中，完美的居住环境搭配优质的生活消费品的影像给人以高品质生活的感知印象。另一方面，太多精美华丽的商业广告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在丰富和填补视觉和心理极度视听幻想的同时也造成“视而不见的眼睛”，在被迫性消费中看到、听到、拿到广告的人们甚至不屑一顾地将其随意丢掉、视而不见随即抛到脑后、过眼烟云似的翻阅亦或作为一张废纸移为他用。景观社会主导性的生活模式核心就在于引导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