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转移与乡村自治：乡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清末洋务运动失败，民国民营经济失败，最后才转向四大家族。过量的工业化代价、城市化代价转移到乡土社会，破坏了乡土社会。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无法再担任保护型经纪作用，从而导致劣绅化，因此才有诸多从乡村自治思路出发的乡建乡运动。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有600多个团体，1000多个实验区，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数字。

　民国早期有一批政府官员认识到必须救民于水火，于是他们辞官回乡做乡建。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第一个是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孙发绪，到定县发现了翟城村这个样板，在整个定县推广。在民国第三个年头，定县就成了村治模范县。在1904年，翟城村已经是一个2000人的村，如今是5000人的大村。2000人在西方已经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规模，所以他实现的是一定范围内的在地化自治。

　孙中山的秘书姓黄展云是国民党的福建省委书记，辞官不做，到福建长乐的营前村，兼并了周围两个村，将所有收益用于本地，做乡村自治。冯玉祥的副官也在河南信阳实现了村一级的自治，在这个三不管地区可算成功，但因为他得罪了当地兵府一家的势力，最后被暗杀了。

 　张謇早年的南通试验区，可称之为“县治的成功”；同理，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可称为“镇治的成功”，它是一个完全在地化的过程，把所有地区形成的所谓产业收益全都用于当地的社会福利建设、教育建设、基本建设等等；而梁漱溟在邹平的实验则是村治的成功，这是一个县-镇-村三级的治理实验。

 　黄展云在长乐所做的商业街，与我们今天的也很相似，只是他的收益留在当地，没有被资本所占有。今天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搞办公大厅，多功能集成到一块，这个事梁漱溟30年代早就干了，他当年搞乡镇府合署办公，所有部门集中在一个办公室，别让老百姓跑那么多衙门。

沟口雄三先生有一句很著名的分析，解释民国年间的乡建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制度建设，他说这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毛和梁有对立。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这两条道路却显现出由于两根稻草被捻成一根绳子般的协调。梁漱溟后来和毛泽东在合作社组织化向城市做多大的剩余贡献上，跟毛发生了冲突，但之前，在延安土改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对于建国如何维持一个不同于西方阶级社会的社会存在，梁漱溟曾经和毛泽东在延安有过彻夜长谈。

当年的乡建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留下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无法对外剥夺，只能对乡村进行剥夺，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摧毁了乡土社会。另外一是大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现了白银外流，导致白银危机，民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制，使得经济从通货紧缩到了通货膨胀。加之1937年中日战争，导致中国把有限的贵金属全部跟美国换得军事援助，中国的通货膨胀持续到金圆券改革再次失败，整个中国金融垮台，政府意义上的现代化在1948年彻底失败。军队没有军饷，摧枯拉朽一般，被游击队方式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政权之后都面临的是经济危机，导致革命产生的政权往往短命。中国怎么解决的呢？农民战争中的农民要的是什么？分地。于是88%的农民人口回家种地了，有吃有喝；新政权只管10%—12%的城里人就够了。小车挑担，就能把农产品剩余拿来养活那城市人口，9个人养活一个人有什么不能养的呢？恰恰不是现代化救的中国，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回归小农经济，救了1949年深陷危机的中国。

中国工业化进入新一轮工业化是1950年开始的，为了方便的从农村占有剩余，推进了农村的组织化。后来直到工业化完成，才对农村实现去组织化。50年代的改革是高度集体化的高度组织化，目的在于服务于国家工业资本，方便从农村提取剩余，成为了唯一依靠内部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大型发展中国家。

完成了工业化最难过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形成了工业化大生产，进入了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外资导致严重外债，不还就导致国际关系破裂，还就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中国我们每次经济危机也都是向乡村转嫁，导致了三次上山下乡，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了4000多万不能就业的劳动力。到1980年以后，这些人得回来，城市又遭遇危机，待业青年总数也是4000万，接着又是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庞大的农村承载了危机代价，它是一个劳动力蓄水池。而城市是一个资本池，资本池的代价不由资本自己承担。这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之一。

1980年邓小平恢复了农户经济之后，农发组的故事其实就在讲是当年如何做组织创新的。到今天，中国又面临着分散农民再组织化、再制度化的问题。1950年代资本的力量尚不够强大，而今天以民间为主的乡村建设，不仅面对着国内三大资本崛起，和资本过剩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历史过程，也面对着中国不得不加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过剩资本又向实体经济转嫁代价的过程。

代价转嫁被我归纳为“成本转嫁率”，它所对接的是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或萨缪尔·阿明的依附理论。在金融资本阶段，世界金融资本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资本核心，金融资本的核心已经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锻炼成熟。去年10月份，西方六个主要金融资本经济体联合形成的货币互换协定，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欧盟、瑞士，现在所有国家的流动性都等同于我的流动性，以你没有流动性短缺国家的利率来向我支付，意味着我完全可以随时消弭金融危机。在核心之外的，就是所谓半边缘国家：你认同我的普适价值的意识形态，按我的要求构成你的国家制度，那就是金融无边疆—把你的资源产生的收益为我占有，这种条件下，你的实力决定了你可以作为半边缘，或者半核心国家。剩下的不认同的国家就仍然构成金融高边疆—用自己的本币来货币化你的资源资产，用自己的资本市场来资本化你的产业经济的国家，就一定被边缘化，如果你们成了，这世界没秩序，金融资本核心就会崩溃。

只要你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代价之下，它的成本会不断的向你转嫁，你的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就很难维持，除非你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间能够良性互动的善治。正如梁漱溟所说，他毁远远不如自毁。我们越多地接受成本转嫁，就越多自毁。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未必都是成功的，但千万不要庸俗地把井蛙眼中的成王败寇当做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今日强调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土社会，是有这些早期努力作为基础的。

自由与包容：当代乡建的精神内核

2001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大年，对我们的同胞台湾来说也是个大年，因为2001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在同一个半天、相隔一个茶歇加入了WTO，纳入全球化，共同承载全球化的成本转嫁。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启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间力量的乡村建设，截止到目前，中心参与建设的市县级的乡村建设试验区就经达到10多个，涉及到近50个村，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

目前的工作有五个主要内容：第一个就是在农村开展的生态农业，搞合作社；二是在城市建消费者的有机消费合作；三是接着就是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务中心；四是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让他们下乡支农；最后一个是如何复兴农村文化，这五大系列构成现在中国大陆上的大乡建系统。

当年梁漱溟、晏阳初都说我们下乡来要搞农民运动，结果我们发现农民不动。凡是下过乡的人都知道，要想让农民动起来是很难的，尤其是发动合作社，他只要不能马上见到眼前的好处，一定不跟你干。你想让他搞有机农业、生态化，如果你不做，让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我们最开始在村里面搞的时候，发动合作社，搞有机农业，一定要靠我们自己先做起来，同时，要从文化活动入手，文化建设是最低成本，最高收效的工作。组织了方方面面农民所需要的社会组织，像老年协会、妇女协会，而不是上来就搞合作社。

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国家战略中，开始讲生态文明，讲生态化的发展，讲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所有大企业也以有机生态作为自己的LOGO了。我们发动青年学生下乡、动员农民，如何让他们进入合作社，如何在城市郊区开展多样的市民农业。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农村是活不起来的。如今政党谈生态文明，也认同组织化，乡村建设走到今天已经可以做一些经验总结和经验归纳了。

 最近，我们利用国家推进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开展了一些和百年来的激进的现代化进程有关的、去激进化的乡村建设经验总结工作。我们虽然沿用了“乡村建设”这一概念，但其实际的内容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全面复兴。

 　这一百年来，乡建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的群体在乡村建设这个大的平台上互动交流包容、最终走向大众民主的社会运动过程，源于我们对于激进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种实质性的不认同。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实现的精英治理，都带有精英专制的特点，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会出现所谓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资本化的过程一定是少数资本占有者获得利益，社会资本的资本化过程的收益也主要是精英占有。

 但目前在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大众民主的成功范例，因为大众的利益是更为多元化的、更难整合的。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中国大陆的“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以定义为小资产阶级，而小资最难形成所谓的自觉阶级。它不是一个自我意识、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一种社会群体，每一个小资的利益都很小且目光短浅，因此你很难让小资们达成一致。他们并没有任何自我认同的可能性，往往会跟随着任何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口号。很多学者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为大众呼吁，但大众本身却几乎无立场。

所以当我们从事当代乡村建设时，继承前辈知识分子的理念，认为这个平台本身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平台，是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它不是被某一种精英群体所垄断的，它应该是大众的旗帜。但当大众擎起这面旗帜的时候，又能看得到每一个高举这面大旗的个体背后都有蝇营狗苟的这一面，你得承认小资的这一面，承认他们是大众的主体，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包容。

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道德感往往很难接受这个道理，所以乡建者总说，我们只不过是多了一份包容。要想真正做到大众民主，想让人民有意识规则、形成自我组织、具备自我力量，就一定要有一个渐进的包容过程。

 我常说，乡建本身就是一个“四无”平台：没有领导班子、没有上级组织、没有人固定做筹资、没有纪律约束—进退自由、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在管理上，我们倡导大众民主，讲究多元文化。如今乡建已经变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在200多所高校中，已经加入到支农活动的青年学生已经有20多万，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动员运动。

 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知识生产、我们的教育是否还能符合现实的需求？这种教育已经被当年的陶行知先生批评过了，他说—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