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大学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无意中翻到冯骥才老先生的一本散文杂记，打开一看竟然与自己的专业相关，是中国近代有关旧城改造对城市文化遗产的破坏，15年间160万个古村落消失了，1天就有上百村落消失，这样的改造结果真是令人忧心。

我认为每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城市管理者、规划者，甚至是小到生活在其中的普通市民，都应该有一种把保护城市文化遗存、抢救古村落民间文化当做刻不容缓的使命感。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造城运动”。神州城镇，不论大小，无一例外。地球上任何城市的改变，原本都是一种线性的渐变。除非经历了战争的浩劫。但战争迫使城市变化的规模总还有限，绝不像中国当今的“新造城运动”这样的普遍、坚决、彻底、铺天盖地。因而这是中国城市史乃至世界城市史上空前而浩瀚的一次堪称奇迹的变革。中国城市人的生活因此全面地更新。

这场“新造城运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

这其间，政府迫切翻新历史不变的城市面貌，更换老旧的功能设施，改善百姓落后而困窘的生存条件——这也正符合民众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应运而生的房地产业骤然崛起。于是，“旧城改造”的口号响彻中国。

由于当时人们尚无文化的自觉。大规模的城改是在“破旧立新”的激情中进行的。文化人忧患又无奈的“建设性破坏”便伴随其间。应该说，这是“新造城运动”的初级阶段。它只是“改城”，而非“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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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这期间，城改工作渐渐由单一的改善百姓的居住问题，进化到对城市形象的重视。特别是全球化的迫近，促使人们的目光触及到城市自身的文化。

人们开始懂得城市的特征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然，使人们产生这种文化觉醒又离不开旅游业的兴盛。于是就有了创造城市形象的愿望。随之“改城”进入了“造城”。“造城”是全局性的，必须依靠规划完成。一旦进入规划，当代中国的“新造城运动”则迅速形成。而且城市之间争先恐后，一哄而起，有如汪洋恣肆的洪水，所向披靡。

但是，由于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历史精神和文化个性缺乏深入了解与把握，伴随着这“新造城运动”的，便是新的一轮——“旅游性破坏”和“规划性破坏”的到来。这一轮更厉害，尤其是规划。

规划是一种硬性规定，它带来的问题都是致命性的，而且已经非常刺目地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无个性。

从北京到全国，从各地的大城市到小城镇，其历史人文特征都在迅速消失。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城市的文化性进行过认证。在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社会生活主题的漫长岁月里，对城市里的古典民居与历史街区都没有作过任何调查，而且一直是当做过时而待拆的“危屋陋室”来对待的。

我国上世纪80的“旧城改造”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这种背景实际上是一片文化的空白。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旧城改造”的大潮十分迅猛。根本谈不到对这些成片的破烂的老房子进行文化鉴定。只想着除旧更新，痛痛快快一推了事。所以，城市的许多文化支点——无论是作为历史街区的文化板块，还是作为单体的古老建筑的历史象征，都已经失去了。

到了90年代后期，当人们想去表现自己城市的个性形象时，这些文化支点早都不存在了。没有文化支点，城市的历史人文特征自然无迹可寻。这种惨痛的现代化教训只能“永垂青史”了。

二是模仿：模仿是反个性的。

它是造成城市无个性的重要原因。但它恰恰是当下“新造城运动”的一个流行手段。模仿的根由之一，是对现代的崇拜。这是现代性情结的一种表现。依照这种思维逻辑，既然现代化与改革开放是一码事，一切“现代”便都来自外部世界。

现代的城市形象必然是那种——高速公路+立交桥+高楼大厦+霓虹灯+广告+广场等等。于是就有了前几年红级一时的“让城市高起来、亮起来、洋起来”的口号。很多城市正是在这种幼稚可笑的口号中变成了相同的嘴脸。模仿的本质，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和缺乏自尊，一方面创造力的匮乏。

城市的想象力本来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谁也不可能在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快速的造城运动中，提供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来。模仿的结果，是城市间的趋同。应该说，许多城市已经没有整体特征，只有零碎的、单体的、少的可怜的遗存。在全球化时代，无个性的制造等于自我的文化毁灭。

三是功能主义规划。

规划是“新造城运动”中的关键。规划确定“造城”的方案。所以规划决定着城市的个性与形象，也主宰着城市的历史人文的命运。然而，当下的“造城”规划中，流行着一种可怕的功能主义的思维，即按照使用功能简单和强制性地划分，重新安排山河，布局城市，将城市划成各类区域，如“政府办公区”、“生活居住区”、“商业购物区”、“文化娱乐区”、“历史风情保护区”、“体育中心”等等。

城市本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实体，各种功能有机地交叉着，协调着，互补和互动着。它是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历史而自然地呈现。硬性的区划不仅使城市变得机械、单一、死板和不便，同时破坏了生活丰富、自然、浓郁及其特有的气息。

城市不仅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它是历史的记忆，情感的载体，及其一方水土特定文化的执有者。如果仅仅是功能性的规划和再造，势必对其原有的历史人文构成破坏。因为规划一旦形成，就是强制性的。它一定会“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于非本功能区性质的人文遗存则视为多余，其厄运依旧是在所难免。

四是粗鄙。

“新造城运动”是一场速成性的城市改造。由于城市管理者建功立业心切，房产开发商们获利发财心急，各项工程都要速战速决，还要在各种节日里竣工剪彩献厚礼。再加上，造城的规划都很大，资金却常常捉襟见肘，这就决定了这些工程不可能精工细制，不可能是“百年精品”，很容易陷入粗糙。而粗糙的城市是不会具有魅力的。

在“新造城运动”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不是深化自己的人文历史，而是外化自己的文化内涵。外化是表面化，是直露和浅薄化。当然，更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城市趣味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这可能是出于赚钱的想法，但庸俗是文化最大的杀手。庸俗化可以毁掉一个城市的文化，乃至城市本身。

具体地说，当务之急是先要认定自己城市的文化个性。中国文化个性不是今天赋予它的，而是它独特的历史形成的。如果不深知自己的文化个性，鲁莽的破坏就一定会出现。紧跟着，就要保护好那些作为文化个性有形载体的历史遗存和历史环境。特别是那些成片的历史街区。倘若没有这些原生态的城市板块，历史生命便会断气。假古董不能显示城市的人文特征，因为假古董没有历史年龄和人文内涵。至于新建筑应该考虑它的文化血型与地域传承。还有，规划要避免功能主义的区域划分。现代城市规划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文化规划”。

规划只能保护和深化城市特有的人文形态，不能随意地肢解原有的人文整体。由此而言，从城市个性的认定到整体规划的认定，都急需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的参与。没有这些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美学和地方史学学者以及艺术家们的真知灼见注入对未来城市的想象，当代的“新造城运动”在后人那里得到很可能是一个相反的结论！

再有，就是城市的改造不能操之过急。世界上任何名城都是日积月累，不断滋养，修行百年千年，渐渐出落出来。那有可能一年半年把城市变成一个“名牌”？如果现在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精雕细刻，那就交给后人，慢慢地做。不要由于建功心切，毁掉了历史积淀，也毁掉了未来的发展空间。

新造城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翻天覆地的人文变革。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运动”，因为它太像一场革命运动了。它是一哄而起、不可阻挡的，它是“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它是强制性的，又是充满激情的。但这是和平年代里一场笑容满面的走向新生活的城市建设运动，也是一场中国人一往情深的现代化运动。为此，我们身在这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往往很难感受到它的负面，很难看到它在那些无形的精神文化的层面里所造成的深刻的损害。那么，首先应该清醒地正视这一运动的是知识界，因为社会精明的大脑始终应该存在于知识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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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在此搜集了一些世界名城旧城改造案例，希望业内同行在做旧城改造和城市文化保存时能从这些案例中能让得到些启发。

法国巴黎：每个拐角处都有历史

巴黎建都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而城市自身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站在艾菲尔铁塔上放眼望去，老城一片黄墙青瓦，全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建筑格调，没有高层建筑。 二战以后，巴黎也曾经历大拆大建，当时一些文化人士大力呼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旧巴黎城才得到整体保护。

巴黎自1965年之后开发了9个城市副中心，将商务、住宅区迁出旧城安排到郊区，在旧城之外形成30多个新城区。

维修老屋可获减税、改造老屋需社区意见　

早在1840年，法国就颁布了《历史性建筑法案》，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典。此后，1887年又颁布了《纪念物保护法》。法国现代旧城保护法律体系的核心，分别是1913年颁布的《保护历史古迹法》和1962年颁布的《历史街区保护法》（通常称“马尔罗法”）。这两部法律分别是文物建筑与历史街区两个层次内容的保护法的核心。根据法律规定对文化建筑和历史建筑不得随意拆除，维修改建等也要经过国家建筑师的指导，符合规划要求的修缮可以得到政府的资助，并享受减免税赋的优惠。

在巴黎，哪怕是街心的一座雕塑、路边的一座小教堂、民居的一扇窗都在讲述着她“每个拐角处都有历史”的荣光。即使是普通的民居，要改造，也必须征求整个社区的意见。

1991年，塞纳河沿岸历史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对巴黎人“护旧”直接的肯定。  

意大利罗马：古城外建新城

在意大利，每年有20亿欧元的财政预算用于文物保护事业。1996年国家通过法律形式规定，将彩票收入的8%作为文物保护资金，仅此一项每年就有15亿欧元左右的经费收入。

首都罗马被誉为全球最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在城市中心保存有大面积古遗址和待发掘区的首都。

罗马以一墙为界，分为老罗马和新罗马。老罗马保留原有风格，内部是古罗马共和国、帝国、中世纪、文艺复兴、19世纪意大利王国时期的建筑和遗址、废墟。上世纪50年代，罗马新城建成，被打造成新兴商业区和居住区，建筑多为不超过10层的办公楼和公寓楼。

老城是中心，地租和房价昂贵，住在里面的一般是有钱人和游客。罗马总人口约300万，大部分人住在新罗马，或更远的周边小镇。

对罗马城内遗址的保护一般是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即使有维修，现在的和古代的也有截然不同的区别。罗马新旧城分开的做法为世界许多城市所效法，成为解决现代与传统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

日本东京：拆旧建旧杜绝“危房”

二战中，东京遭到毁灭性的轰炸，如今的建筑物十有八九是新建的，但是大多风格仍沿袭旧城。事实上，定期或不定期将有价值的传统建筑物拆除，再按照原样重新翻建，这种做法在东京极为普遍。所以日本人心中几乎没有“危房”的概念。

日本“拆旧建旧”的传统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有关。历史上的建筑物多木结构，易腐朽很难长期保留，另外地震等自然灾害较多。大的地震之后重建是普遍的做法。所以，日本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每隔60~70年左右就把旧房拆掉，然后盖新房。

对于古老建筑物翻建的办法并不是先拆后建，而是先建后拆，先在原址旁边建新的，新的落成之后即拆毁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