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走原住户、建起商铺，这是最大的经济动力。在利益和政绩的驱动之下，“保护性拆除”、“迁移性保护”这样的怪异模式也成为一时流行。

至于在造假古董的风潮落后了的后发城市，它们还有更宏大的构想。

2008年，大同开始“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不少考古学者都表示反对这种复建，迁出居民、改变市民现有生活也引发争议。

开封打算把老城区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重现汴京，另外再造一座新城。如果实现，将在4年内迁走十几万市民，光是拆迁费用就要花掉1000亿。

克隆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新天地”，这是全中国城市向上海学的。

在南京，它叫“南京1912”；在苏州，它叫“李公堤1912”；在杭州，它叫“西湖天地”；在宁波，它叫“老外滩”；在成都，它叫“宽窄巷子”；在重庆，它叫“洪崖洞”；在广州，它叫“太古仓”……它们有的是商业地产公司投资，有的是政府主导，但无一例外的是高档餐厅酒吧，以及迫切地宣讲“历史文化和商业经济的完美融合”。可惜它们都长得一样。

同样，每座城市也都有一条商业步行街，都铺着整齐的花岗岩地面，两边充满了生拉硬拽和簇新扮旧的建筑外立面，各色商铺食肆专坑外地人。王自健在他的脱口秀节目里发问：“为什么每座城市都有一条本地人不去的步行街？本地人都去哪儿了呢？”他自己回答说：“本地人都在另外一座城市的步行街上。”

每座城市都克隆了一个塔、一个大学城、一个晒死人的广场、一个怪异而昂贵的地标、一个国外设计师设计的大剧院或音乐厅、一个建筑好看但没什么内容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一个远在天边只在理论上缩减了交通时间的高铁站，当然，还有一个全新的、占地面积超大、建筑超科幻的政府办公中心。

办节

人人都喜欢过节，但有一种节却是令市民避之不及、啼笑皆非。

洛阳有牡丹节，安徽巢湖也有牡丹节。这个并不产牡丹的城市为一株牡丹而热烈庆祝，这株长在风景区山壁上的牡丹据传有千年历史，号称“天下第一奇花”，可预测旱涝。为了这个节，巢湖市开展了灯会、花车巡游和旅游论坛等等活动，邀请了从非洲到芭堤雅的各类表演者前来表演造势，迎来送往，花了近百万。这项“打造城市名片、扩大品牌效应”的节庆，最后为风景区带来了三千名游客。

这只是比较奇葩的一个例子。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奇怪节日，绝大部分都是近年来突发奇想发明出来的。各种花、各种食物，乃至西瓜、豆腐、鸭蛋、大葱、板栗……举凡这个城市能想出来稍有名气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个城市操办自己节目的由头。

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很多城市还沉浸在这种俗气过时的观念当中，最后的结果却是“公款追星”、节庆扰民、劳民伤财。

评奖

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田园城市、宜居城市、休闲城市、创意城市、旅游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双拥模范城市、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创新型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集邮文化先进城市、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城市……数数看，我们的城市有多少种评奖方式？

这些奖项评比，有的是政府评选，评选方从住建部、林业局到精神文明委不一而足，有的是各种协会、组织、团体。即使不算民间口头流传和媒体评出的称号，光是上列那些硬奖项，就足够城市们“创建”得不亦乐乎。

而对于市民来说，不管是“创卫”还是“创文”，每次“创建”都意味着大拆迁、大围蔽、大粉刷、大清理、大堵车，上街不见小餐馆，在家拿好暂住证。穿衣戴帽、栽花种树、七彩墙面、泡沫窗台、彩钢屋顶，也都在“创建”中被发明出来。

除此之外，国内的评奖已经不能满足城市的虚荣心。没拿过几个国际奖项，城市之间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巴塞罗那的世界智慧城市奖，联合国人居署的人居奖，联合国环境署的国际宜居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遗产名录。当然，现在最流行的是“非遗”，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遗”成为盛行一时的专有名词，改名申遗、组团申遗、打包申遗，联合国的申报不上就申报自己的，国家级、省级、市级都有了自己的“遗产名录”。小吃申遗、吆喝叫卖申遗、麻将申遗、童子尿煮鸡蛋申遗……总之总有一个申得上。

治堵

1998年，全国千人机动车保有量是10.7辆，如果按照当年全国人口12.48亿算，全国机动车总量在1300万辆左右。而到了2012年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4亿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城市普遍生了“堵病”。

2007年，北京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后，这一做法启发了各个城市，杭州、武汉、长春、兰州等城市都实施或实施过不同情况的单双号限行。

2010年年底，北京发布汽车限购令，对车牌配额管理。2012年，广州跟进。加上早就实行车牌拍卖的上海，北上广都对车辆增加实施控制。

《北京晚报》曾经报道，根据一项国际调查，北京和墨西哥城并列成为世界上堵车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北京被称做“首堵”，其惨痛经历自然是其他兄弟城市的前车之鉴。但各项治堵措施实施下来，却并不立竿见影。建设规划、道路管理、路权分配、大众交通等等问题才是治理堵车的根本之计。

在市民的感受中，堵车成了无奈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段子笑话的源泉，“摇号”、“限行”、“单双号”成为了流行语。经济学者在研究“单双号限行后依然堵车的经济学分析”、民间设计者发明各种路桥交通模型模式、英语达人在讨论“单双号限行”应该是odd-even license plate plan还是old-even alternate restriction，各行各业的智慧都在治堵上得到了展示。

可最终，车牌买不到，路还是继续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