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机器人小镇的机器人产业正在兴起。

11月的江南水乡，秋风送来凉意。走进杭州市富阳区，蜿蜒的富春江横贯其中，穿越千年的《富春山居图》历久弥新，已融入发展的潮流。江岸不远处，一个现代化的“硅谷小镇”正在崛起。

这是浙江省108个省级创建特色小镇之一。从2015年至今，仅两年时间，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快速推进，目前已形成“首批2个省级特色小镇、三批106个省级创建小镇、两批64个省级培育小镇”的建设发展格局。

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浙江速度”是怎样实现的？特色小镇建设该如何有效调动市场资源，防止沦为政府工程？如何通过科学的管理使小镇可持续运营？记者走访发现，科学的政策激励机制、坚持市场化导向以及严格的规划考核机制，是浙江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重要“密码”。

政策激励形成创建合力

硅谷小镇位于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北部，紧邻西湖区，是富阳接轨杭州的前沿地带。依托银湖新区富春山水的生态资源优势和杭州市智力密集优势，小镇突出生态、科研等特色，正成为杭州西部的信息经济发展集聚区。

“刚来的时候，地下停车库很空，现在车已停得满满的了。”作为早批进驻硅谷小镇的企业之一，多米广告的负责人陈武对小镇的变化深有感触。“这里以前招工比较困难，随着配套设施的完善，招引人才的问题慢慢得到解决。”陈武说。

2014年，在硅谷小镇招商引资的契机下，多米广告从北京搬至银湖创新中心。小镇信息化产业的集聚，推动该公司引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理念，实现从传统广告公司到互联网企业的转型发展。

改变源于政策激励。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银湖指挥部副总指挥邱国恒告诉记者，管委会为入驻企业提供了很多服务，如为企业办理相关证件提供帮助等。同时，小镇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如企业达到一定的税收额度，可以减免租金、退税等，对创业者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政策的推动下，不少初创企业快速成长为特色小镇的支柱企业。主攻安防监控及视频智能研发的雄迈科技就是其中之一。三年前，受困于城区发展局限的雄迈科技，从杭州市滨江区来到硅谷小镇，获得很好的发展空间。目前，该公司已发展成1500多人的集团，办公场所扩大到一整栋办公楼，年产值从入驻小镇前的约2亿元，增长至去年的11.4亿元。为了满足发展需要，雄迈科技还在富阳区及广东东莞等地建立了生产基地。

“用地成本整体比较低，企业可以更好地发展。”雄迈科技董事长助理吴龙说，小镇的政策服务十分周到，包括税收、租金、土地等，基本实现“一企一策”。

目前，硅谷小镇累计入驻企业756家，其中高新企业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3家，累计出租办公面积约30万平方米，常驻办公人员约6000人。

类似的优惠政策，在浙江的特色小镇十分普遍。如梦想小镇推出“创新券”服务，入驻企业每年可领取2万元额度的创新券，用于购买注册、申报、法务等中介服务。“这些优惠政策，基本上每个创业者都知道，这是很多地方都做不到的。”梦想小镇原质资本总经理吴宗方说：“政府还经常听取企业的意见，根据企业的需求，调整或出台更有效的激励政策。”

“出台精准有力的服务举措，为创新创业提供政策保障。”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翁建荣认为，浙江特色小镇之所以建设得快，离不开各级各部门的合力，省、市、县三级都把特色小镇作为“十三五”亮点工作来谋划，全力推进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在此情况下，各级各部门相继出台支持力度大、含金量高的扶持政策，增强特色小镇建设发展的推动力。

从2015年启动特色小镇建设至今，仅两年时间，浙江就形成了“首批2个省级特色小镇、三批106个省级创建小镇、两批64个省级培育小镇”队伍；确定了3批、共106个创建小镇；确定了首批、共2个验收命名小镇；形成“培育一批、创建一批、验收一批”的推进格局。

“特色小镇根据实际情况来创建，不搞区域平衡。”翁建荣强调，浙江还通过“比学超赶”现场推进会、季度情况通报、在线交流等方式，使特色小镇建设呈现出“互学互比”“你追我赶”的良好态势。

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

每到秋冬季节，位于浙江省嘉兴市的海宁中国皮革城，人流物流开始涌动，皮革产业迎来一年的黄金期。

海宁中国皮革城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皮革专业市场，目前建成以海宁为总部，辐射东北、华北、华东、川渝、湖广、新疆等地的连锁市场网络，经营企业11000多家，直接辐射人口近3亿，年交易额超过200亿元、客流量1400多万人次。

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皮革城开启特色小镇建设之路。2015年6月，浙江省公布了第一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海宁皮革时尚小镇入围其中。

“皮革产业的缺陷是淡旺季明显。”海宁皮革城副董事长、总经理钱娟萍认为，目前，皮革市场已发生深刻变化，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理念越来越个性化。因此，特色小镇为皮革产业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历经二十多年发展，钱娟萍十分清楚，产业的活力主要来自市场。为了赢得市场，皮革城很早就注重设计研发，通过举办大赛、与高校合作等方式，吸引全国各地的设计师向这里会聚。目前，皮革城已有3000多名设计师，成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海宁皮革时尚小镇的活力，也离不开市场。钱娟萍告诉记者，海宁皮革时尚小镇的建设主体是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政府主要从引导和服务层面，参与小镇的规划，落实政策扶持。

按照规划，小镇将建立设计师创业梦工场、设计大师工作室、高级时装定制区、国际时尚发布中心等配套设施，完善产业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而在资金的投入上，主要以产业基金、金融机构资金和企业投资等市场资本为主。

如今，走入皮革城内，一个个风尚设计工作室已落地在环境优美的园区内，激发设计师们的灵感。海涛时尚创意设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孙海涛，曾在深圳服装行业工作，后回到海宁的学校教服装设计，再到市场开设计公司。一路走来，孙海涛最大的体会，就是创新对市场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特色小镇的发展，需要打造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市场体系，“让皮革城成为一个大脑，打造为创新而服务的生态系统。”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主导的模式，在浙江特色小镇的建设发展中已十分普遍。如袜艺小镇、红木小镇等，企业均承担着建设主体角色。又如梦想小镇，在政府的引导下，该镇通过政府基金运作，利用好5000万元天使梦想基金、1亿元天使引导基金、2亿元创业引导基金、2亿元创业贷风险池等，有效撬动社会资本。

截至今年6月底，浙江前两批78个省级创建小镇累计完成投资2117亿元，入驻企业19250户。

“市场化机制是特色小镇的活力因子。”翁建荣指出，浙江特色小镇在建设上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机制，摒弃政府大包大揽。在此要求下，各地积极探索三种建设模式：一是企业主体、政府服务模式；二是政企合作、联动建设；三是政府建设、市场招商。

严进严管确保运营质量

今年8月，一份关于浙江78个特色小镇的考核结果一经公布，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份考核结果显示，有5个特色小镇被降格，有6个特色小镇被警告。

公开资料显示，因推进不力、建设滞后、创新乏力等问题，浙江11个特色小镇未通过考核。小镇所在地区的建设责任人，还被浙江省相关部门约谈。

开展特色小镇年度考核，是浙江省特色小镇的建设机制之一。“用创建制代替审批制，实施动态调整，彻底改变‘争个帽子睡大觉’的旧风气。”翁建荣表示。

事实上，浙江省的特色小镇在创建阶段，就在规划等层面实施“严进严管”的措施，确保特色小镇建设的质量。

“如为什么我们在规划阶段，就要求特色小镇的面积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一是能做成；二是根据实际条件，对一个镇来说，用3-5年时间，可以充分调动现有资源，把这3平方公里发展好。”翁建荣说。

有惩罚，也有激励。多个特色小镇的相关负责人均提到，对如期完成年度规划目标任务的特色小镇，浙江省按实际使用建设用地指标的50%给予配套奖励，其中信息经济、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小镇再加10%的奖励指标。不过，对3年内未达到规划目标任务的，则要加倍倒扣用地奖励指标。同时，特色小镇在创建期间及验收命名后，规划空间范围内的新增财政收入上交省财政部分，前3年全额返还、后2年返还一半给当地财政。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避免特色小镇变相沦为政府单方面的工程，浙江省在考核管理层面，就对政府与市场的角色作出明确划分。如特色小镇三年内要投资30亿—50亿元（不含房地产和商贸综合体），其中政府投资不可超过30%，非政府投资要高于70%。

“浙江省特色小镇的建设，省一级层面是没有财政补助的，主要靠市场力量，自负盈亏。”翁建荣说，特色小镇建设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的角色是规划引导好，把基础设施配套好，把产业基金利用好。

实践证明，只有经过市场化的考验，特色小镇才有可持续的运营能力。

“过去，基础设施的投入，很多要靠租售物业等方式来回本。而特色小镇通过对创新创业的培育，给发展带来很大潜力。”吴宗方认为，新业态一旦培育成，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效益。如原质资本入驻梦想小镇后，引进了2000多个创业者，一年创造的税收有几千万元。“这里提供了很好的创新创业的土壤。”吴宗方说，近期，他还计划把一个产值一百多亿元规模的项目迁到梦想小镇来，让产业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6月，税费收入达130.6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81.3%。特色小镇经济已成为浙江省经济的新动能、新亮点、新板块。

（广东省社科院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严若谷、广东省社科院现代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谷雨对报道亦有贡献）

专家点评

发挥“有形之手”确保特色小镇战略落地

发端于浙江的特色小镇，突破传统建制街镇的行政区划局限，以特色产业空间集聚区为发展单元，激发经济、文化、生态、社区乃至历史渊源等因素，形成叠加效应，实现“特而强”“聚而合”“小而美”，成为新常态下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创新政府间治理关系、激发制度的“活与新”，是浙江特色小镇能够建设发展并取得成果的一个重要动力之源。通过优化政府内部权力结构和运作流程，浙江重点在汇聚政策合力、优化组织协调、降低制度成本、提高行政效能上做文章，有效推动特色小镇战略的落地。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明确“一个目标”。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浙江特色小镇建设首先在凝聚共识、明确方向上下功夫。从全局与长远的高度，整体谋划特色小镇的总体方向、建设原则、发展定位、阶段目标。通过出台全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指导意见及相关激励考核指标体系，从方向性、全局性的角度，把特色小镇这一战略抓手植入到政府的整体工作中推进，以特色小镇建设推动政府各级各部门的规范化、制度化，实现推进工作的系统协调性与组织关联性。

理顺“两个关系”。首先要理顺省级决策与地方执行的关系。省级政府注重顶层设计、规范考核以及相关培训引导，县（市、区）政府则结合广阔现实探索适宜于地区实际的创建路径，形成了部署自上而下，执行从下到上的工作格局；同时要理顺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特色小镇建设首先确定了总牵头部门和相关协助单位，通过特色小镇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权限，形成了一套部门间的信息反馈与协调配合体系，切实达到横向部门协调顺畅，最大可能地避免结构性内耗。

形成“三个激活”。一是激活政策活力。通过各相关工作的提前谋划，将各部门过去的被动配合变为总目标下的积极找位，使得过去块块分割的各部门财政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自觉聚合到小镇建设抓手下，避免了政府各部门扶持政策“撒胡椒面”的被动局面，实现了财政资金的优化配置。二是激活要素活力。浙江特色小镇遵循经济要素集聚规律来设定行政管理范围，打破了以往行政区划界限这堵“看不见的墙”对经济联系的刚性约束。通过管委会等模式规避经济区域的行政分割，保障资源要素在跨镇街的流动、配置和整合，实现了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管理的转变。三是激活基层活力。特色小镇通过地方创建，省级考核的形式，减少治理层级，降低了沟通、协调以及监察监督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在特色小镇运营管理机构的设置方面，由县（市、区）政府根据各地小镇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的实际来调整管理范围和管理力量，借助更灵活的组织形式，使小镇获得更强的经济活力。

当前，广东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发，着力培育特色小镇经济，应积极发挥其专业镇建设起步早、产业配套完善的自身优势，借力制度供给创新，提高政府间协同治理能力，盘活存量经济，加快发展动能转换，走出一条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与深化政府治理改革相结合、既符合小镇发展规律又具有广东特色的特色小镇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