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专家怎样为自己的“中立”辩白，最终的规划方案使寺方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是什么使这位专家能做出如此不顾他人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划?究竟多高的咨询费使这位专家愿意放弃基本的学术道德为政府借教敛财的目的两肋插刀，甚至不惜以污蔑僧团为代价?陈同滨所做的冷冰冰的规划将会把一个古老宗教的祖庭推入水深火热，对无数信众的信仰情感造成莫大伤害，如此罔顾良心的事是怎样发生在一位资深专家身上?难道真应了坊间的说法：要做黑心事，必先拿钱黑了心。

　　不在丝绸之路上，为何硬要申遗?

　　陈同滨及郭旃等专家多次强调兴教寺要求退出申遗的做法违反了申遗的游戏规则，并且因为是跨国联合申遗，便会影响国际关系，影响国家形象。这样危言耸听的话估计使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认为兴教寺不顾全大局。

　　但在强大舆论态势下，很少有人能够从头来审视一下这场声势浩大的丝路申遗本身。陈同滨在回答高校学生质疑时认为在兴教寺申遗中谈宗教问题是“伪命题”，但这里可以指出的是，“兴教寺参与丝路申遗”才是一个真正的“伪命题”。

　　2013年4月11日在西安市文物局官网上公布了这样一份政府文件：《兴教寺申遗相关情况说明》。其中提到：

　　2012年7月，兴教寺作为佛教传播史上著名人物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舍利墓塔，因见证了玄奘法师经丝绸之路西行取经的历史事件，反映了唯识宗对东亚佛教发展的影响，同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等五处遗产点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丝绸之路中国段首批申遗名单”。

　　也就是说兴教寺被纳入丝路申遗的理由是“见证了玄奘法师经丝绸之路西行取经”。既然申遗是需要出动专家学者来进行学术论证的，那么这里也应从学术角度质疑这一理由的正当合理性。

　　从时间上看，兴教寺塔为玄奘大师灵骨归葬塔，兴教寺则是塔院，都是在玄奘大师圆寂后所建，如何能见证法师生前西行取经的事迹?

　　从地理上看，兴教寺所在区域在唐代属于杜曲，而杜曲位于唐长安城东南，而今天长安故城与杜曲的地理方位并未改变。而我们都知道，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开始向西延展的，陈同滨也表示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未央宫。那么位于与丝绸之路走向方向正相对的兴教寺并不属于丝绸之路的范畴。

　　而查这份说明，公布于4月11日，也就是兴教寺事件上了舆论以后，可以说是为了堵住舆论之口而做出的匆匆解释。然而，丝路被人为向东南拐了弯，玄奘大师生前西行伊始已经到过未来归葬之地，这些匪夷所思的逻辑无疑又成了掩耳盗铃之词。

　　为何大张旗鼓之下，遗址的真实性却充满了荒谬?因为“做遗址”在申遗过程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手段。如果稍微了解一下标榜“真实性、完整性”的申遗过程，就不难了解这根本就是一个按照固有流程和模式刻板地做“遗址景观”项目的过程。据专家透露，一个历史印迹模糊且毫无史料依据的遗迹，都有可能在催工赶活之下草草数月完成遗址景观工程，提交通过审批。我们很难想象，本着这种纯粹“工程”精神下申请的所谓“人造遗产”有多少文化的含量，有多少人文的价值，有多少保护历史文化遗迹的用心在其中?

　　当然，也只有这样“跃进式”、“想当然式”的申遗才能为“中国式申遗”构筑温床，急躁冒进的地方政府才能够在此过程中找到更多可挖之“坑”，可趁之“机”。在一个可以做出来的“丝路遗产”中，地方政府才有机会将他们迟迟不能展开的兴教寺开发项目找借口填塞进去。而这一“塞”，塞进了多少花言巧语，塞进了多少真金白银，又塞出了多少冠冕之词和不公规划?而作为当事人的兴教寺僧团，从来都是被蒙在鼓里，瞒在背后。

　　2011年前，长安区早已开始规划兴教寺旅游项目。2008年第四届中国西部(西安)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产业项目库“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景区”项目规划指出：拟以兴教寺玄奘塔为核心，建设一个融宗教、旅游、文化、园林、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场所……该项目规划用地317亩，建设四个功能区：佛教园林区、佛教寺庙区、佛教文化区、佛教休闲区。

　　然而在丝路申遗项目开始推动之前，该项目一直无法启动。2010年5月11日公布的《西安市长安区文化发展规划(2020-2025)》透露了部分原因：长安区文化产业发展不充分，投入严重不足，文化产业大多为个体和民间资金，投资额小，缺乏有实力的大企业或外资入区经营。如列入该区“十一五”规划的兴教寺、香积寺等扩建改造工程因资金原因迟迟不能启动。

　　2011年后，兴教寺景区项目随着申遗的启动而得到推动。2011年发布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建成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三年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打造“遗产旅游业”。为此，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曾现场视察，要求尽快推进兴教寺申遗工作，加快对窥基灵塔和圆测灵塔的维修申请，尽快理顺体制，实现古寺翻新和建设一体化……打造出一个短平快的旅游亮点项目。此后发布的长安区《十二五规划》中明确说明要“重点打造以兴教寺为代表的长安佛教文化产业”。当年的《文化旅游项目》规划中，占地300亩，投资17000万元的“长安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赫然在列。同年，西洽会集中签约成果中展示：由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兴教寺佛教文化旅游景区项目总投资为8000万元。2012年，长安区进一步将兴教寺项目的总投资预算增加到2.3亿元，预计年盈利可达3000万元。

　　可见，申遗的确为兴教寺项目的上马提供了极大助力。申遗成功，未来商机无穷;即便不成功，因参与申遗而使立项更有理由得到融资的便利从而实现前期的投资。而这正是“曲江模式”的高负债运营的基本套路。但这种前期融资的过度铺张所带来的往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